后记

《汉语大词典》现已出齐。全书正文十二卷,共收词语三十七万五千馀条,约五千万字,插图二千二百五十三幅。另有《附录·索引》一卷。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集古今汉语语词之大成的巨著。它的出版,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对于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定将发挥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同时,它也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辞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汉语大词典》由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和上海市的有关单位共同编写。全书的编纂工作始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得到中央有关部委和五省一市领导的大力支持。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于5月23日至6月17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制定了1975年至1985年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草案),经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以国务院(1975)137号文件下达执行。同年9月,国家出版局在上海召开五省一市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商定《汉语大词典》由五省一市协作编写,上海负责出版。会上成立了编写领导小组(1986年后,改称工作委员会),由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同志任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头两次编写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

1977年9月,在青岛召开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肃清“四人帮”在《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中的流毒; 二是交流资料工作经验,进一步规划资料工作的开展。

1978年2月,国务院22号文件把《汉语大词典》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要求反映科研成果,代表国家水平。同年9月,在黄山召开第四次编写工作会议,总结资料工作和试写工作的经验。

1979年5月15日,国家出版局就加强《汉语大词典》工作和在上海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送报告。次日,胡耀邦同志即作了“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的指示。

1979年5月,陈翰伯同志同中共上海市委协商,确定由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罗竹风同志出任主编;随后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不久,又聘请以吕叔湘同志为首席顾问的十四位全国知名学者组成学术顾问委员会。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于1980年1月1日正式成立作为上述三个委员会办事机构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1979年9月下旬,在苏州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会议,研究了《汉语大词典》的性质,确定了“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编纂方针。要求广泛收录古今汉语著作中的普通语词,吸收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恰当地引用书证,准确地解释词义,以反映汉语词汇的演变和发展。会议讨论了浙江编写的第一个初稿本(“寸”部)。

1980年11月在杭州召开第二次编委会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编写方针,强调了这部辞书的“语文性”和“历史性”,并对百科词的收录范围作了规定(以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为限)。

1981年9月8日,《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陈翰伯、首席学术顾问吕叔湘和主编罗竹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加强〈汉语大词典)工作的报告》。同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秘)发〔1981〕43号文件转发了这一报告,要求国家出版局、教育部和五省一市研究执行。文件对正在编写中的这部大词典的重大意义作了科学分析和高度评价,并指出:“在此重要关键时刻,请各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委予以更大的支持,努力保证《词典》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出版。”

1983年初,编委会和编纂处向文化部、教育部写了《关于不失时机地继续把〈汉语大词典〉工作抓好的报告》,两部很快作了批示,并加强领导,增补了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同志和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季啸风同志为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3年9月11日在厦门召开编写领导小组和编委会的联席会议,主要审议并批准了作为定稿依据的《〈汉语大词典〉收词原则》与《〈汉语大词典〉编写体例》。

黄山会议以后,五省一市调整充实了各编写组的力量,陆续转入编写阶段。到1983年底,五省一市各编写组已写出初稿二十万条,三千万字。编纂处编印了内部征求意见的初稿本,计八万多条,达一千多万字。

1983年12月5日,陈翰伯、吕叔湘、罗竹风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汉语大词典〉定稿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1984年1月6日中央办公厅以(厅)发2号文件予以转发。1984年4月,在无锡召开各省市词典办公室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定稿方案,会后,编委会组织了第一卷的定稿工作。

1986年11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汉语大词典》首卷出版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出版发行《汉语大词典》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于1987年4月2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定稿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决定按照“相对集中,适当分散”的原则,从第三卷起,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

编委会、编纂处根据北京会议精神,于1987年6月6日在上海召开了定稿工作会议,制定了定稿与编辑工作责任制的办法,确定了从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分卷主编与副主编的人选。同年8月4日,在千岛湖召开了分卷主编会议,统一了定稿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了各卷定稿的具体计划,制定了质量检查的具体措施。

1989年7月21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工委会会议,会上商定了未出版各卷的出书日期。

1990年4月7日,在扬州召开第四次工委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保证质量、保证进度的问题。

《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主任陈翰伯、边春光于1988年、1990年先后去世,1990年起,工委会主任由刘杲同志接替。

从整体而言,《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看书收词,收集资料;(二)拟定词目,编写释文;(三)复审加工,定稿发排。第一阶段先后从一万多种古今图书报刊中收词制卡,积累资料卡片八百多万张,从中精选二百多万条第一手资料,作为本词典确定词目和建立义项的依据。这一基础工作,是本词典质量的可靠保证。第二阶段由各省市编纂人员按分工计划投入编写释文工作。编写释文工作告一段落后,各省市先后集中了近百位同志进入第三阶段的复审定稿工作。这阶段的工作更为艰苦,全体参与者,不分寒暑、夜以继日地苦战,保证了计划的顺利实施。由于从第三卷起实行了分卷主编负责制,各卷定稿人员按日计程,一丝不苟、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本词典的最后定稿任务。编纂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和中华印刷厂在定稿、编辑、排版、校对、印刷等各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使每个环节衔接得更好。因此从第三卷起,大大缩短了由发稿到成书的周期,实现了“一年出两卷”的目标。

《汉语大词典》既是地区间团结合作的结果,也是老、中、青三代汉语语言工作者在学术上切磋融通的丰硕成果。参加这部词典资料工作和编写工作的人员前后有一千多人,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前辈参与了总体设计。一批以中、青年居多数的学识丰富、对语言文字研究有素的专家本着对民族、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参加了编写工作。他们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中国辞书事业史上的壮举。

在全书出齐的时候,我们要向在编纂过程中不幸逝世而未能亲眼看到《汉语大词典》竟其全功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敬意。他们为《汉语大词典》作出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光辉的史册上。

十八年来,我们不仅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编纂出版工作,还培养了众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同时,也为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真正做到了“出书、出人、出经验”,其意义的重大是不可估量的。

回顾十八年的编纂历史,有许多经验值得记取,其中最根本的有三条: 党和国家的强有力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亲密无间的团结协作; 全体参与者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正是我们开展任何社会主义大型文化工作能取得成功的保证。


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用户建议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