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订补 简介 编委会 凡例 原文页 后记
后记

《汉语大词典》是由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外语文辞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由有关部门和省市组织编写的大型汉语语文词典。这部词典的编纂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强调“语文性”和“历史性”。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先后有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的一千多位语文工作者和各方面人士从事编写及资料工作。许多著名学者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前辈参与了总体设计。《汉语大词典》在1978年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79年组成了编辑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1980年在上海成立了专职办事机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在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前身为编写领导小组)领导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第一卷于1986年出版。至1994年,全书出齐。《汉语大词典》正文为十二卷,共收词三十七万五千余条,约五千万字,插图二千二百五十三幅。另有《附录·索引》一卷。

从总体上说,《汉语大词典》以其释义准确、义项齐备、书证翔实、体例严谨,能够反映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面貌等特点而成为我国汉语语文词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出版后受到国内外汉语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本身,也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国辞书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有用的人才。《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在全书问世后的十多年间,还与各省市老、中、青作者以及日本、美国学者合作,先后在《汉语大词典》基础上,编写、出版了《多功能汉语大词典索引》、《汉语大词典词目音序索引》、《汉大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简编》、《现代汉语大词典》、《汉大汉语规范大字典》、《中国典故大辞典》等较大型的汉语语文工具书。此外,通过与香港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协作,《汉语大词典》的数字化也有进展。所有这些,都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编纂一部大型的、高质量的语文大词典,是一项全民族要为之作出世代努力的伟大事业,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以《牛津英语词典》为例,此书乃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语文词典的典范,其编纂项目发起于1857年,至1928年才得以大功告成,历时七十一年。全书十二卷出齐时,闻名遐迩的主编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1837—1916)爵士早已去世。五年之后即1933年,大词典补编一卷问世,主要目的是为了把那些后来出现、未及收入词典的词汇补充进去。二十多年后,新西兰裔词典编纂家罗伯特·伯奇菲尔德(Robert Burchfield,1923—2004)继任词典主编,他主持了《牛津英语词典》四卷本补编的编写工作,于1972年到1986年陆续出版,共增补了五万个词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IBM公司资助下,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众多专家在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博士等人领导下,将《牛津英语词典》及其补编重新编排,于1989年出版发行了二十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后来这部大词典又进行了数字化,为读者提供在线查阅。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即第三版的编纂工作正在积极地进行中,估计于2037年完成。《汉语大词典》“收词原则”和“编写体例”的制定,都借鉴和吸取了《牛津英语词典》的学术成果。作为一部既以其大型又以其高质量取胜的汉语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自然也需要不断打磨修订,方能臻于完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内外汉语和各专门学科的研究者、使用者在对《汉语大词典》的成绩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也指出书中存在的错误与缺陷,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有关著作近百种,有关论文一万三千篇左右。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自身也在历年工作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相关资料。自2005年以来,我们组织人员对《汉语大词典》全书进行通读,整理、归纳学术界研究成果和读者意见,历经五年,编写成《汉语大词典订补》,收词三万多条,希望为全面修订《汉语大词典》创造必要的条件。《订补》着重解决的,主要是成于众手的大型汉语语文辞书往往存在的一些通病,如收词立义有缺陷、书证晚出、注音未当、体例不统一、前后不一致、编排印刷有错误等,同时酌情增收一部分应该予以补充的新词新语。在接下来的全面修订工作中,除以上这些方面外,我们考虑还应该着重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要继续广泛积累资料,并有计划地建立为《汉语大词典》修订工作服务的汉语历时语料库。

《汉语大词典》注意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参与《汉语大词典》编写的五省一市人员曾从万余种古今图书报刊中收词制卡,总计资料卡片达八百多万张,从中精选出二百多万条第一手资料,作为大词典确定词目和建立义项的根据。但在对词典进行订补的过程中,发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仍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缺陷。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着重从出土简牍帛书,佛教典籍,历代碑刻墓志,敦煌吐鲁番文书,元、明、清通俗小说和戏曲作品中增补足以反映各个时代语言状况的资料,收获颇丰。有些语料价值较高的文献,如《论衡》、《三国志》及裴注、《世说新语》及刘注、《颜氏家训》、《水经注》、《齐民要术》、《高僧传》、王梵志诗、敦煌变文、《祖堂集》、《朱子语类》、《金瓶梅词话》、《型世言》、《醒世姻缘传》等等,《汉语大词典》编写时虽亦注意及之,但还有不少遗漏,此次重新阅读和检索,增补了一批词目、义项和书证。当今由于语料库语言学(corpuslinguistics)迅速发展,对词汇及意义研究的作用日益明显,世界各国在进行较大型的语文词典编写时,都依托专用语料库(specialized corpus)。《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今后长期的编纂工作,也应以此为目标,力争在较短时间里建成规模较大、检索便利、切合实用、技术手段先进的古今汉语语料库,并且不断予以完善和更新。

第二,要注意吸取国内外语言学、词典学和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进行理论思考和创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语言学、词典学研究都有很大进展,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新局面。作为专业的词典编纂工作者,不能对此不闻不问,而应该认真学习,并且在实践中努力运用和根据语言事实进行验证,把求实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使编纂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例如,当前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是“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语法化是人类各种语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考察汉语发展史,汉语词汇中的虚词一般都是由实词转变而来的,也就是说,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等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等的改变,因而失去了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近年来学界对汉语词汇语法化过程的研究和探讨十分兴盛,日益深入,使我们从共时和历时结合的角度,对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为一部大型历史性汉语词典的编者,自然应该时时刻刻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并将成果尝试运用在具体词条的释义之中。

又如,我们在解释词语时,经常使用“比喻为”、“后以喻”等字样,这种释义方式就涉及到语言学中的“隐喻”(metaphor)理论。隐喻也是一切语言普遍存在的现象,按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理念,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语言研究的中心问题,反映人类根本的思维方式,构成我们心智的中心问题。无论是抽象的理性思辨,还是具体的情感表达,都离不开隐喻,就像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所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例如“病毒”一词原指比病菌更小的病原体,现在也指以破坏其他软件为目的,且能自身复制传播的计算机软件,能使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无法正常运行。计算机“病毒”就是一个隐喻性的概念。有科学家认为,自然语言理解的最大困难,也是最高境界,就是达到对隐喻意义的理解,因此隐喻理论受到当代认知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者的重视。隐喻在语义表达上既然如此重要,自然应该加强研究,使读者通过恰当的词典释义,对这一语言现象获得更准确的认识。

十九世纪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急剧的变革,各种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推动汉语词汇不断更新、发展,从而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近现代汉语中反映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从宏观到微观都作了不少研究,并使其中相当一部分词语的源流更加清楚。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日本、欧美之间的词汇交流的研究,成绩最为显著,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引起语言学和科学史、社会史、思想史、观念史研究者的关注。还有学者建立并利用相当规模的语料库,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探讨与它们对应的近现代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都应该注意鉴别和吸取。确定一个词语产生的年代和始见例证,了解其消长的过程,对于语言史和文化史都是大有裨益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们对汉语词语的考释和探索,也应该体现这一精神。

第三,要好好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词新语的收录和释义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是汉语词汇发展最快的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事物、新概念、新词语不断涌现(其中也包括一些旧词语的“复活”),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对新词新语的研究也日益发展,各种新词词典陆续出版,大量以新词新语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不断发表。2005年起国家教育部门每年公布《语言生活绿皮书》,其中就收有当年的新词和流行词。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往往欢迎词典多收新词,这是出于查阅的需要,诚如陆谷孙先生所说:“今时流辈以查得率判别一部词典的优劣,无可非议。试想,人查词典求解,十九不得,对书何来信心?”但《汉语大词典》究竟不同于新词词典,如何在一部历史性的语文大词典中有选择地对新词新语的产生、使用、定型进行记录,实为一大难题。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只有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编写实践,对这种语言现象从词汇学、词典学、语言接触、社会语言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定性定量的研究,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以上所谈,只是一些初步设想,也可以说是努力的目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的学力和水平都极其有限,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很严峻,尽管可能“不能至”,还是会尽最大努力,一本奉献精神,以期不断为祖国、为世界的辞书大厦添砖加瓦,不辜负时代和广大读者的厚望。

《汉语大词典》全书出版工作告竣后,学术顾问委员会首席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一代宗师吕叔湘(1904—1998)先生和学术顾问张政烺、陈原、周祖谟、俞敏、姜亮夫诸先生;编辑委员会主编、著名语言学家和出版家罗竹风(1911—1996)先生和副主编陈落、徐复、蒋礼鸿、蒋维崧诸先生都先后逝世。还有部分工作委员会委员、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编写人员,为此书开创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也相继离世。我们在此表示最深切的悼念。明年即2011年是罗竹风先生诞辰百年纪念,谨将《汉语大词典订补》一书献给他,以告慰这位可敬前辈的在天之灵。

在对《汉语大词典》进行订补的过程中,曾经参考了许多有关论著,其中有论述大词典的专书,如王宣武先生著《汉语大词典拾补》(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雷昌蛟先生著《〈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注音辨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锳先生著《汉语大词典商补》(合肥: 黄山书社2006年版);以及刘洁修先生著《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廖珣英先生著《全宋词语言词典》、范崇高先生著《中古小说校释集稿》等众多专著,无法一一列举,谨此一并说明,并致谢忱。湖南师范大学李维琦教授惠赐所著《佛经释词》、《佛经续释词》、《佛经词语汇释》,对增补佛教汉语词汇很有帮助;日本创价大学辛岛静志教授很关心大词典的增补修订,在他所编著的《正法华经词典》、《妙法莲华经词典》、《道行般若经词典》中,特以大词典为立目的参照系,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表示深切感谢。

在搜集有关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鸿滨博士、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李亚明博士等的大力帮助,他们为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提供了经过整理的数千份材料,对订补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令人感念。浙江大学俞忠鑫教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祝鸿杰教授用书面形式提供了修订意见,在此也表示感谢。

多年以来,许多海内外读者以各种形式对《汉语大词典》提出了修订意见,在这次订补过程中也已尽量吸取。其中有的条目,如关于古今名物的一些专科词等,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尚待进一步研究,所以此次未作改动,留待全面修订时再进行处理,特予说明。

最后,热忱欢迎各界专家和各位读者继续不断地提出意见,群策群力,使《汉语大词典》修订工作做得更好。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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